昨天晚上，朋友给我的一位大人物近期书信截图中，明确写道，建议读一读《1941年珍珠港》这本书，当我看到下面小小“珍珠港”三字时，我是深感欣慰的。这说明，对于未来风暴的危险程度，国内是有非常清醒认知的。

  商君说过，“愚昧的人啊，偶然成功了也不知道为何能够成功，智慧的人，却能够对祸患的萌芽看到将来的危险。”今天何尝不是这样，如果咱们不可以对未来的风险有足够清醒的认知，又怎能有效应对呢？

  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前中国与西方的深度嵌入，以及对西方的深度依赖，其实就是未来中国的巨大劣势，随着脱钩进程的不但推进，会将我们推入一个极端危险的境地。

  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于西方的市场和技术，这是众所周知，以国内的出口产业来说，如果西方市场不向我们开放，那么我们的相关行业将陷入濒临死亡的困境；与此同时，西方企业借助其在产业链上的上游地位，不仅能轻易裁决中国合作伙伴，而且还可以凭借垄断地位制衡中国——即我们对西方的依赖严重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依赖。

  中国对西方的依赖性和西方的优势地位，在2018年、2019年的贸易冲突和年初国内疫情中体现得极为明显，美国基于技术垄断和市场优势的经济武器层出不穷，但我们却几乎手无寸铁，只有农产品能够勉强利用特朗普的政治劣势进行反制，而年初的——斗争和事实清楚地体现了一个苦涩的现实，那就是中国过于依赖西方或者说西方对中国的依赖远远不够。

  意味着，随着脱钩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蒙受的痛苦和损失将远大于西方，则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稳定，都将承受很难来想象的冲击。关于这点很少有人意识到，即一个隔绝的国家融入世界本身就代表着，不仅仅享受这种融入的好处，还将面临脱钩过程中的依赖风险清算。

  以1941年的昭和日本为例，当睁眼看世界的明治英杰们将日本带入西方世界体系后，日本迅速强大起来，但其经济在技术和资源上深度依赖英美的支持（西方的技术，美国的废铁，英国、荷兰和美国的石油，以及荷兰的橡胶）。见识有限的昭和愤青受限于愚昧的国内宣传，并不能理解日本对英美依赖的严重性，所以才敢在外交上如此不可思议地蔑视英美，等到1939年后半年英美逐渐与经济脱钩，日本的实力逐渐开始衰败，随着美国先后切断对日本的技术、钢铁和石油贸易后，日本经济几乎就要走向崩溃了，这个深度依赖西方的军事强国除了战争、投降之外别无选择。

  事实上，如果日本没有通过明治维新融入西方经济体系，那么他或许会永远弱小，但经济独立性会更强，也不会在1941年美国制裁面前陷入崩溃。#

  以下是《大东亚战争》节选，作者中原茂敏系旧日军大佐，长期从事陆军装备物资的计划、生产、补给等方面的工作，讲述1940年后日美贸易脱钩后日本产业困境

  “机床的低劣是我国（日本）军事工业的不治之症。机床是武器之母，也是产业之母。自从1889年池贝铁工厂首次生产机床以来，机床生产每经一次战争或事变都有发展。1939年3月30日，我国颁布机床制造事业法，机床工业才牢固建立，但每年仍有半数机床依靠进口。1939年7月27日美国废除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于半年后生效。我国必须在生效之前最大限度地进口机床。1938年10月5日下达的军需动员训令规定了武器生产指标，为采购火炮、坦克和光学器材(陆、海军都非常缺乏光学器材的生产设备，苦心经营才建立的电予器材生产被排在光学器材生产之后，于是就更落后于各列强)的生产设备，继1937年秋第一次向美国派遣机床采购团之后，我国又第二次(1939年9月到1940年3月底)派出机床采购团，与美国签定了大型压机(当时陆军只有1台万吨压机)等生产大型火炮的各种机床合同，总金额为3,600万日元，规定1940年到货。但部分生产大型火炮的机床合同，因美国个人需要而被撤销了。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第一号通知规定，1940年6月3日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机床，没有机床就不能制造武器。当时，我国拥有22.3万台机床，其中，5.5万台机床属于陆、海军兵工厂，生产武器装备；另17万台机床属于民间工厂。高效能、高精度的机床几乎全靠进口，所以机床的低劣是军事工业的不治之症。从事武器、舰艇和飞机生产的有关人员一向苦于材料不足，对机床低劣则更加伤透了脑筋。”

  另一个典型就是1980年的苏联，自20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实行缓和政策之后，西方逐渐有限容纳了西方，苏联开始在西方市场输出自己的产品赚取外汇，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就是石油，该国在1975年跃升为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石油收入占其外汇收入的一半；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引入西方技术，其中被苏联宏大宣传视为奇迹的卡玛斯载重汽车厂其实就是引入西方技术的结果，是苏联与西方的合作，才有了这个所谓的苏联新工业明珠。

  当是时，苏联的财力、实力急速攀升，大有超越美国的架势，苏联政府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然而，苏联人并不明白自己实力增长离不开美苏缓和下的西方的市场和技术，这种基于与西方和缓政策的实力增长却导致了更激烈破坏与西方关系的政策，这其实就是一种被短视遗忘的自相矛盾。

  1979年，苏联在阿富汗和越南的表面胜利，激发了西方世界的彻骨恐惧，随后上台的里根不再对苏联假以辞色，转而开始奉行一种极端严厉地脱钩政策。

  1、美国开始严厉打压苏联赚取外汇的能力，所有能够用来赚取外汇的苏联出口产品不是被西方世界设立了越来越高耸的准入，就是被美国扶持竞争对手残酷打压，总而言之，曾经如洪水般涌入苏联的美元外汇在几年之内就走向枯竭了。

  2、美国开始严厉限制西方技术对苏联的流入，这个我们此前提过很多次，就不便累述，总而言之，基本扼杀了苏联大多数产业的升级进程，并制造了新的债务风险。

  说起来，如果20世纪60年代苏联没选与西方有限融入，或许不可能像70年代那么强大，但里根的打击政策恐怕不会对苏联造成那样严重的伤害。

  当前的中国，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通过深度融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我们赚取了更多的外汇，获得了更多的技术，拥有了更强的国力，但事实上，我们也丧失了经济的独立性，更承受不起未来与西方的脱钩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昨天，有位美国FOX著名女主播珍妮在美国国旗背景下发出了对中国的狂怒，很多网友在调侃嘲讽，尽管这是一种基于转移矛盾的政治宣传，但我知道，上一次美国媒体如此愤怒，还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之后，就我个人而言，看到这样的场景并不能让我们感到快意，只是更加确定铁幕落下不可避免。

  实际上，我过去从始至终坚持缓和，仅只是因为我深知中国对西方的依赖远大于中国人的想象，但现在，既然脱钩已然不可避免，我们就必须冷酷勇敢地面对我们的现实：就像1940年到1941年的可怕日子一样，跟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将恶化到迫使我们在屈膝投降与决胜一击中做出抉择。

  这是个痛苦的现实，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演进。但我始终认为，哪怕是胜算不多，战败者的屈荣也要比耻辱的苟生来得荣耀，何况，战争本身就充满不确定呢。